中华传统文化(十）革命与政权 顺于民意(图文)
发布时间：2017-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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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期的提到的政治组织中，有几个重要观念，应再作些说明。首先就是人民革命权的确立。
"革命"一词，在中国起源甚早。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著于诗书，见诸典籍，其行动与观念皆早已具备。后来儒家论政权之更替，向来主张"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某家某姓的私有物。因此，"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篇》），其改替不能是统治者的私相授受转让，而须以天意为依据。然而天意是什么呢？依"天视自我民视"的原理，那不就是民意吗？以民意为判断，则继承、禅让、革命都是合法的，此所以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儒家之基本立场如此，后世对于革命亦皆极力肯定。《易经·革卦》孔儒家之基本立场如此，后世对于革命亦皆极力肯定。《易经·革卦》孔达疏："此卦明改制革命，故名革也。夫民情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命之初，人未信服，所以即日不孚，三日乃孚也。"不仅言革命权为正当合理的，且主张在革命时对民众进行革命教育，使之能安于革命、支持革命。换句话说，由儒家经典及实际落实于君权政治中的表现来看，革命之义，从未失落，亦无人敢予反对。在暴政肆虐时，老百姓唱"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诗，起而抗暴，此即"诗可以怨"。
反之，西方政治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基本上即有一反对革命的传统。后来由于基督教的发展及政教冲突的经验，肯定了反抗政权的合理性，才引发了革命思想。但这种革命思想一直与反革命的势力相激相荡，双方皆越来越激烈。于是一方面形成了自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以下，泛滥了的革命文化。流波所及，几乎什么都要冠上革命的徽号，例如传播革命、性革命、艺术革命……之类。另一方面，则由反革命传统继续发展出保守主义、反民主思潮等。而且为了反革命，甚至形成了对抗革命的革命，如法西斯、纳粹主义等等皆是。革命也者，渐成一意识形态，与我国固有之革命论也越来越不一样了。
西方政治哲学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多不主张人民有革命权，但其理据互不相同。亚里士多德是目睹希腊各国政乱频仍、政治局势不稳，因此渴望安定，认为革命永远不是件高明的事。革命或者能带来某种利益，但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罪恶与苦难，破坏了政治组织与秩序，造成社会的紊乱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罪恶与苦难，破坏了政治组织与秩序，造成社会的紊乱至于如何防止革命，当然也因环境不同而所采方法亦互异，然大体上只是一种政治上随机应变的策略或技巧。政治方面：统治者应尽量开放政权，不可使少数人把持，所以至少要把不重要的低级官吏给一般人民，高级要职仍为统治者掌握。经济方面：如在财阀政体下，发现一般商人获利甚丰，跃跃欲试地要谋取政权，便要设法使他们的财富不致膨胀。
到了霍布斯，则认为主权者的权力要极大，不受任何限制；因为若他受任何限制，那他就不是至尊者，也就没有权力以维持社会的安全了。霍布斯说："主权者的权力之大，正如人们所能想象做到的那么大。"为什么必须如此呢？霍布斯有两种重要的理由：第一，他依人类自私的立场，认为绝对服从主权者是各个人民的最大利益。若推翻了主权者，人们就回到了自然状态，亦即是战争状态，那是人间最痛苦、最可怕的状态。霍布斯说："主权者有这样无限的权力，虽然大家可以想到种种的坏结果，但假若没有这样的权威者，那就是在每人都敌对他的邻人的那种永久的战争状态，这不是更坏得多吗？"他强调，人民在一个国家之中，只有两条路可走：若非绝对地服从主权者，就是回复到无政府的战争状态。第二，他认为权力可以用两种方法建立：（一）依制度而成立的权力（sovereignty by institution）；（二）用征服而得的权力（sovereignty by acquisition）。前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立定的契约，这种契约并非人民与主权者订立的，所以主权者无论作任何行为，绝无违反契约之处。但人民之间必须永远遵守他们立定的契约，永远服从主权者的命令。
若依后者，因为他们已经应允了要永远服从，以获得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也必须遵守他们自己所订的契约。
与霍布斯相似，斯宾诺莎以为，因人类有理知，人人都想逃脱那种互为仇敌的可怜状态，所以自然就会同意组成社会，使大家可以得到安定的生活、享受自己的权利。这也就是当时所流行的社会契约说。
因为大家都想避免那种互为仇敌的自然状态，所以大家把自己的权力让给一位主权者。这位主权者不受任何法律的支配，人民必须绝对地服从。
因为人类的理知告诉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虽然主权者的命令有时荒谬，但假若不服从时，大家即又回复了互相仇敌的状态，那种恐怖与不安宁的状态，对于大家的害处要更大些。所以斯宾诺莎说，国家成立了之后，"每一个人民就不能自主了，必须靠国家生活，听从国家的命令，他们自己便无权决定什么为是非，什么为公正了。……所以无论人民觉得国家的决定多不公道，他也必须服从"。
在《关于理论与实践的俗论》一书中，康德则论证道：（一）人民的任何反抗行为都是罪恶。他声称立法权只属于人民，但他有时又说人民的统治者不是行政官，而是立法者，"国家的最高权力对于人民，仅有权力，而无义务"，因此纵使违反宪法也可以不受任何人的制裁。对此种国家的立法首长，人民没有反抗的权利。他强调服从法律为人民的义务，纵然人民觉得某种法律剥夺了他们的幸福，亦唯有服从。"一切对立法权力之反抗、任何鼓动属民不满、任何程度与任何种类的反叛或变乱，都是国家中最应惩处的罪恶。"因而，统治者倘若违犯法律时，属民只能提出控诉或异议，而不能反抗，他说："假如作为最高权统治者或摄政者，于征税、募兵等事情上……对法律有所违犯时，属民对这种不正义之举，可以提出控诉与异议，但是不能有见诸行动的反抗。"甚至于连主政者违反宪法时，也不能限制或反抗，他说："甚至于政治的宪法中不能含有一种条款，可以使国家中有权在最权威者违反宪法时予以反抗，甚或限制它。"并且，即使最高权力者违背原始契约时，康德仍旧认为人民没有抵抗权，他说："倘若最高权或作为其代理人的主权者违背了原始契约，在人民的判断中已失去立法的权利，但因政府已被授权，故纵然如此暴虐，也不容许人民有抵抗权，作为与国家相对敌的一方。"倘若一国之宪法有缺陷，而必须改变，这种改变亦"只能由最高权力者，用改革（reform）的方式来作，而不可由人民用革命（revolution）的方式为之"。不宁惟是，人民甚至不应该寻根究底地追问最高权的起源，无论这个权的起源为何。（二）人民不应反抗的理由：1. 服从普遍立法意志，始有法治秩序，他说："只有服从一个普遍的立法意志，法律与秩序的情况才是可能的。"2. 倘若承认人民的革命权力，则立法权力便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如果一国的最高权力可以受到人民的反抗，则必导致在一个"最高权"之外，另有一个"最高权"。果然如此，则是一种矛盾，而且，"在实际存在的宪法中，人民已不再享有以他自己的判断决定如何治理它的权利。盖倘他们拥有那种权利，而又与国家首长之判断直接相反对，有谁来决定权在他们的哪一方呢？显然，他们任何一方都不能作判断。所以必须在主权的首长上，另有一个主权的首长，以决定它与人民之间的问题；但这乃是一个矛盾"。3. 倘若允许人民反抗，则必致动摇国本而摧毁国家基础。他说："那样的反抗所依据的规律，如使之成为普遍的，则将摧毁一切立宪主义，并且将把仅有的国家毁灭无余。但只有在国家之中，人们才可以在实际握有权利的情形下过生活。"
诸如此类，都可视为反对人民有革命权的说法。中国没有这类奇奇诸如此类，都可视为反对人民有革命权的说法。中国没有这类奇奇怪的讲法，强调的是主政者若获罪于天或获咎于民，人民就会推翻他，老天也会否弃他。周朝本身取得天下，就本于这个观念，当然也会不断强调这一点。主政者也因此一直处在"责任的忧惕"中，担心什么时候失了德、悖了民心，就会被推翻。事实上，西周灭亡，也就是人民革命权的再一次发挥。周幽王无道被逐，由周昭"共和"。这类革命力量的发挥，虽然在后世实践起来并不容易，但汤武革命或驱逐幽王这类例子，就像"禅让"一样，永远在后世发挥着观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