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十三）国家：参错于家族的邦(图文)
发布时间：201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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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下的观念中，国家不是"国家"而是"国""家"。家是家，国是国。在天下的观念中，国家不是"国家"而是"国""家"。家是家，国是国。可以扩张结合其他家或氏族而逐渐变成国，也可以自己发展为国，但至周朝，后者大抵已不存在。一国之内，总有许多家。他们合作，奉一共主，自己担任大夫，各自拥有家臣及家、氏的权力。他们不想合作了，就去争夺共主的权力，形成《春秋》所谓"权移于私家"的状况；或者干脆夺位（弑篡）；要不则拆伙，各立为王，三家分晋就是此类例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家、氏族、社群、国根本不是同一种共同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家、氏族、社群、国根本不是同一种共同体它们彼此交错争衡，不能把它们想象成是同一桩事。
先说家。家共同体并不如一般人所以为的那么自然原始。其前提也不是我们今日所谓的家庭，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有计划的农耕收获。在纯粹掠取式的觅食条件下，固然已有家庭组织，却不见得有家共同体存在。而且，即使农耕技术已有高度发展，家共同体也往往只是一种次发性的组合。
不过，虽然如此，家共同体仍是最常见的经济共同体，并且涵摄了许多共同体行为。它是恭顺与权威的原始基础，也是其他许多人类共同体的基础。权威掌握于身强力壮者及经验丰富者之手，如：男人对女人与小孩的权威、有战斗力与劳动力者对无此能力者的权威、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权威、年长者对年少者的权威。"恭顺"是指权威承受者对权威拥有者，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恭顺。由于对祖先的恭顺，家共同体遂有了宗教的关系；由于家产制官吏、扈从、封臣的恭顺，家共同体又转化出家产制与封建制。就经济与人际关系而言，家共同体是奠基于严格的人际恭顺关系上的牢不可破的统一体，对外团结一致，对内则是日用财货之共产主义式消费共同体。
在家共同体里，个人依存于家，个人有生死，家共同体却是不朽的。假若有成员因死亡、放逐、过继到另一个共同体（收养）或自愿退出而离开共同体时，家共同体并不因此而瓦解，离开者也不能再要求对家之权力"持分"。活着离开的，即因其离去而放弃其持分；若有人死了，仍活着的家共产经济也依然会持续下去。
家共同体虽具以上这些特点，足以作为人类各式共同体之基础。可是我们别忘了：它不是最早或最基本的；且又与其他共同体有交错或分立的现象。例如，在家共同体未形成前，父母、子女、子孙和兄弟姊妹的共同体，对氏族和邻人团体其实更具包容性，个人也有较大的自由度。此外，即使男女婚媾，也未必能建立家共同体。在许多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财货与营求活动常会分开来，男女背对背甚或完全分开来进食。在政治团体里，女性首领的独立女性组织与男性组织也会分立。军事活动，男性兵役期间必须离家在外，由女性管理家计。如斯巴达的家族结构里，财货就是男女分离的。后世家庭中男女分居分财者，其实也屡见不鲜。
此外，我们应注意：家共同体之外，还同时存在着另外一些共同体，其重要性不下于家共同体，且亦与家庭共同体互动互存。其一即邻人共同体。在早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里，典型的邻人共同体是村落，亦即一群紧密地比邻而居的家共同体。他们是典型的急难救助者，因此，邻人关系便成为兄弟爱（包括感情性、经济伦理意味的兄弟爱）的担纲者。你如何待我，我也如何待你，这是俗民伦理的基本原则。
其二是氏族共同体。一个氏，发展成族，看起来是最原始最自然的。但其实氏族并不像家共同体和邻人团体那么原始。氏族成员即使彼此并不认识，光是想制止某事（例如性交），就可以有共同体的行动存在。"同性不婚"这个禁忌，就是氏族共同体的行动之一。藉这个行动，就界定了氏族共同体及其成员。
氏族通常也是先前的家成员分割或结婚而离开家共同体后，由他们及其子孙所组成的财产继承共同体。其作用有可能仅限于禁止成员之间通婚（氏族外婚制）。为了此一目的，氏族伙伴们或许就有了共同的辨识表征，并且相信彼此都是此一表征作用的自然物（多半是动物）的后裔，而氏族伙伴通常不准食用之（此即图腾信仰）。同时氏族内禁止彼此斗争，相互间也负有血仇义务和血仇责任（有时候仅限于特定的近亲）。
对家，氏族成员也往往拥有非常明确的权利，诸如对于家财让售的否对家，氏族成员也往往拥有非常明确的权利，诸如对于家财让售的否权、女儿出嫁的参与权和出嫁金额的分润权、担当监护人的权利等等。靠实际或虚拟地建立起来的血统世系，氏族中衍生出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与恭顺伦理，这些人有时不只是分属不同的家，也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单位和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因此，氏族得以独立自主地与政治团体（例如国）处于既竞争又交迭的对峙状态。
家、邻人团体和政治共同体，相互也会呈现出交错情形，如家和村落成员属于不同的氏族，氏族成员属于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甚至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因此，邻人、政治伙伴甚至家共同体成员间，有时也不免彼此血仇相向。直到政治共同体逐渐垄断了暴力行使之权力后，它们的直接冲突方才递减。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关系也是交错而复杂的。有能力付钱购买（纳聘）妇女为妻的男人，将女子带离她原属的家和氏族，纳入自己的家与氏族中。此时，这名妇女及其子女便完全成为夫家的共同体成员。反之，无此种能力时，这名妇女及其子女便完全成为夫家的共同体成员。反之，无此种能力男子，则须永久或暂时进入女方的家共同体，以偿付娶妻的代价（入赘或劳役婚），妻家的共同体仍保有对其妻及子女的权力。因此，有的家共同体首领，既可从较无资财的其他共同体中为自己及其子弟买入妻子（抵价婚），也可令追求其女儿的无产者加入自己家中（宾纳婚）。如此，父系制（归属于父亲的家与氏族）与母系制（归属于母亲的家与氏族）、父家长制（Vaterhausgewalt，夫家的权力）与母家长制（Mutterhausgewalt，妻家共同体的权力），便可能因人而异地并存于家共同体里。同样地，一个父系氏族或父家长制家庭中，掌权者也可能是母亲或母系。中国许多朝代发生的外戚、女主、后妃干政夺权冲突（如《诗·大雅·瞻卬》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即肇因于这种复杂的权力结构。
所以，我们不能只用"家天下"、"家父长权力"、"父系家庭政治类拟"、"家共同体恭顺伦理"这些观念去理解政治社会现实，尤其不能以此去描述中国的政治社会特征。
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齐家"诚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但家共同体的权力问题已甚复杂，家与氏族、邻人、政治团体参错互动之关系更是纷纭纠缭，不是齐了"家"就能平"天下"的。中国人从来也不认为家就等同或类似天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思想史中扣人心弦之处，不在家国一体，而在"家"、"氏"、"邻人社群"跟"国"的合作与冲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