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十八）孟德斯鸠的中国观（五）
发布时间：2017-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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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观的新典范
孟德斯鸠的专制中国论，在当时是颇有反对者的。例如伏尔泰就认为 专制政治与中国政治并不相同。专制政治是君主不守法律，任意剥夺人民生命财产的政治，中国则因以下四个原因，不能称为专制政治：（一）人民将 君主或官吏看做家长一般，为之尽力。（二）政府注意人民福祉，经常修桥造 路，保护学术与工业之研究，人民也自觉地表示敬意，养成顺从的美德。而这种顺从却并非由于专制。（三）中国行政组织完善，官吏均经严格考试甄 拔，皇帝虽高居上位，却不能擅行专制，加上中国有谏议制度，故不能以专制 国家称之。（四）中国的法律，充满着仁爱的精神，而且已存在四千年。另一位重农学派的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则认为中国固然属于专制政体，但却是一种"合法专制"（ legal despotism）。他著有《中国专制 政治论》（Despotisme de la China），专论中国之政治。这是一本与《论法之精 神》足相对比的书，共分八章： 一、序说：（一）序，（二）中华帝国的起源，（三）中华帝国的领土与繁荣，（四）市民阶级，（五）军事势力。 二、中国之基础法：（一）自然法，（二）经典与第一阶级之寺院法，（三） 第二阶级之寺院法，（四）中国人之科学，（五）教育，（六）学者的研究，（七）农业，（八）附属于农业的商业。 三、中国之实定法 四、租税法 五、君主权 六、行政制度：（一）行政，（二）刑法，（三）官吏 七、中国政治制度的缺点 八、中国宪法与造成繁荣政体的自然法之比较
魁奈此书第七章第一节《孟德斯鸠的主张》，专批孟氏（参阅 Quesnay： "Despotism in China"，translated by L. A. Maverick，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P.239， Vo1.2， San Antonio： Paul Anderson Company，1946）。他判断"自然法"是 中国伦理道德的基础，也是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基础。他也极称赞 中国的专制政治，以为"despote"一语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依于国法行使主 权的合法专制，一种是非法的压制人民。前者可以中国为例子，后者则与 monarque、 roi、 emperour 即专制君主同义。中国的文化制度，均以自然法为依 据，即便皇帝自身，亦须严守此确乎不动之大法，所以中国专制政治绝非压 制政治。中国人的最高信仰，是所谓"上帝"、所谓"天"。上帝创造万物，同时即为万物父母，皇帝则上帝在地上之代理人。以统治国家言，叫做君主； 以教化人民言，尊称师表；以祭祀上帝言，则不过司祭而己。因此，形式上中 国皇帝虽为专制君主，事实上皇帝亦须受天理的支配与束缚。这就是所谓 "合法的专制政治"（despotisme legal），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形式。 不论对中国政体之评价如何，魁奈与孟德斯鸠都认为中国是专制政制，只不过一属于合法专制或开明专制、一属于极权独裁罢了。另一种对中国 政体的描述则迥异，例如意大利神父金尼阁认为：中国政府形式上虽然是君 主制，但一定程度上却是贵族政体。因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拟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 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如果一个平民 偶然有事呈奏皇帝，如果皇帝愿意亲自考虑这个请求，他就在奏折上作如下批示：着该部详核此项请求，并呈覆最好的措施。我已作过彻底的调查研 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 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然而，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皇帝凭自己的权威就不能对他家族有关的人进 行赏赐"。也就是说：皇帝的权力，是受法律、官僚行政体系之制衡的。皇帝 批准公布并实施法律，但此法律实非由皇帝一人任意订定，而是由大臣们研拟的；皇帝在执行其权力时，亦须受法律之规范。他所形容的这种含有"贵族政体"意味之君主制，其实已很接近魁奈的讲法。 但是，不论如何，孟德斯鸠之后，他对中国政体的理解，已形成了新的典范。孟德斯鸠式的中国观逐渐取得优势，成为欧洲人对中国政治状况及社会民情的基本看法。金尼阁、伏尔泰、魁奈等人之见，并未能动摇孟德斯鸠 的影响力。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不是因孟德斯鸠所见较为准确、论述较具说 服力，而是与整个大环境有关。艾田蒲《中国之欧洲》曾讨论到在孟德斯鸠之前即已逐渐酝酿发酵的贬 抑中国风气。这种风气，是对欧洲"中国热"的反弹。许多人对于"中国如此 炫耀的优势"开始怀疑、开始批评了，对于因越来越高的远东热潮而被忽略的古希腊光辉，也为之不平。像费奈隆就把孔子理解为一位只是替社会提 供了几条美德格言的人，远不如苏格拉底能追溯至形上之本原，又说整个中 国"民族的道德准则就是撒谎，就是谎言以自夸"，认为中国"尽管文明"，却仍陷于"最粗俗、最可笑的迷信之中"。（详见该书上卷廿二章） 另外，据史景迁的研究，到 18 世纪，西方世界反中国的气氛已占上风。一本著名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续集》就是明显的例子。此书描写鲁宾逊漂 流到中国，书中对中国字、中国学术、中国建筑、食品、文化及中国人的仪态， 都有严厉的批评。为何该书作者选择以批判的态度撰写他的小说？这与市场需求有极大的关系。自 1715 年起，英国的出版商判断反中国的基调会是 畅销书，同时，法国也出现反中国的历史小说。而造成西方社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的因素则是：英法当时积极推动和中国的商务关系，但是仍打不开 中国的门户，外交官及商人均备感挫折（见 1999 年 1 月 8 日《联合报》，史景 迁与余英时的对谈）。 这种风气，相对于歌颂中国的论调来说，是一种时代的新潮，其作用不可忽视。孟德斯鸠本人可能也即受到这种风气的感染，因此说中国的礼教 只是一些生活上的规则而已，并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又说中国人最会骗 人，这些都与费奈隆类似。而这种风气之得以蔚为巨澜，关键性的因素是罗马教廷的态度。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得力于耶稣会教士的报导，这些报导塑造了欧洲人的中国 观。但由于"礼仪之争"，耶稣会主张宽容中国人敬天祭祖等礼仪的立场，受 到攻击。教廷且于 1773 年裁决取缔耶稣会，致使耶稣会所代表的中国观声 望一落千丈———从足以与欧洲相对，甚或更胜一筹的非基督教文明，转而成为一黑暗帝国，有待上帝拯救。 1793 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被认为遭到羞辱，欧洲对中国印 象更为恶劣。接着就是鸦片战争，以及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中国几乎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欧洲人对中国还会有什么敬意？ 放在这个历史脉络中看，就不难发现出版于 1748 年的《论法的精神》为什么恰好会成为欧洲中国观的一个转折点，成为 18 世纪后欧洲人论述中国的典范。